题本

许慎《说文》曰：题，额也。古来未有以之作为文书名称者，有之自朱明始，此为洪武十五年所定制。先是臣民具疏奏事称奏本，东宫者为启本，皆细字。奏本用长纸，字面必依洪武正韵，用字若干，又须计数于后。后来在京各衙门以用奏本不便，凡公事用题本，其制比奏、启本略小，而字稍大。这是舍郑重而从简便的一种措施。虽然如此，但内外各衙门，虽系公事，而循例奏报奏贺，并军民人等陈情建言，仍用奏本(见《明会典》)。这是历题本

许慎《说文》曰：题，额也。古来未有以之作为文书名称者，有之自朱明始，此为洪武十五年所定制。先是臣民具疏奏事称奏本，东宫者为启本，皆细字。奏本用长纸，字面必依洪武正韵，用字若干，又须计数于后。后来在京各衙门以用奏本不便，凡公事用题本，其制比奏、启本略小，而字稍大。这是舍郑重而从简便的一种措施。虽然如此，但内外各衙门，虽系公事，而循例奏报奏贺，并军民人等陈情建言，仍用奏本(见《明会典》)。这是历史官文书而有题本之由来。  

清入关后，沿明旧制不改，《养吉斋丛录》记有：“国初奏事，有用木签者，顺治二年，命各衙门皆缮本章，而有题本奏本之别，公事用题本，一己之事，用奏本，题本用印，奏本不用印，沿前明旧制也”。清代沿行旧制，历经顺，康、雍三朝，到了乾隆朝有所变革。乾隆十三年，弘历以为向来公事用题，私事用奏，题本用印，奏本不用印，其式沿自前明，因当时明季纲纪废弛，内阁、通政司，借公私之名，以便上下其手。究之同一入告文书，何必分别名色，著将向用奏本之处，概用题本。令内阁传谕，通行全国，并将此载入会典(见“军机处上谕档”)。此后遂无奏本。事实上现存奏本较少，并且有用印的，内容也不是属于私事，如顺治时钦天监监正汤若望之祈雪本是。这依然是《明会典》所说的其虽系公事，而循例奏报……仍用奏本之例。至于奏本用印，皆为明、清两代制度所不许，明文规定，载在会典，而具体实例，竟有用印者，是为例外。

乾隆时，既省除奏本，概用题本，由于时势推移，到了光绪二十六年，清代国家积弱已深，国事日非，载湉欲求振作，更张旧法，下诏求言。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，合词上书，条陈数事。其中之一，曰省题本。以题本为前明旧制，既有副本，又有贴黄，兼须缮写宋字，繁复迟缓，不如改为奏折，简速易览(见《光绪东华录》)。二十七年，即有谕令以后除题贺本外，向来专系具题之件，均改题为奏。其余各项本章，一律删除(见“军机处上谕档”)。清因明制，公事用题本，自顺治至光绪沿行二百五十余年，至此遂告结束。虽然仍保留题贺本一项，但此为各省督、抚大吏，在每年“元旦”，  “长至”，“万寿”，所谓三大节中，例进庆贺之文书，不关国家政事，虚应故事而已。

奏折

清代奏疏，又称奏折。奏之名称较古，  “昔唐虞之臣，敷奏以言，秦汉之辅，上书称奏。陈政事、献典仪、上急变、劾愆谬，总谓之奏。奏者进也，言敷于下，情进于上也。”(见《文心雕龙》)。此为奏之解说及其由来。其后历代皆以奏为臣民上书之称，至清代才有奏折之说。康熙中叶以后，历朝多用此为陈情言事文书。特别是军国政要，封章上达，既密且速，不同题本碍于制度，无论任何事项，均须先经内阁票拟(代拟批旨)，然后进呈。奏折封进，直达皇帝面前开拆，经皇帝用硃笔批示者，谓之硃批奏折，一称硃批谕旨。凡经硃批之折，皆发还具奏人，日后仍须缴进宫中，因而又有缴回硃批奏折之说。此例始于雍正即位，曾谕王大臣曰，所有皇考硃批谕旨，具著敬谨封固进呈。若钞写隐匿焚弃，日后发觉，断不宽宥。又云，嗣后朕亲批密旨，亦著缴进，不可钞写存留(见《雍正实录》)。自此以后，遂成定例，历朝奏折，发还缴回，循环往复，最后汇集宫中，此为宫中存有大批硃批奏折之由来。

         文章来源：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81年第1期，中华文史网整理。

三月二十一日（按，即4月15日）电到北京，吾先知消息，即令卓如（梁启超）鼓动各省，并先鼓动粤中公车，上折拒和议，湖南人和之，……各直省莫不发愤，连日并递，章满（都）察院。……时以士气可用，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，与名者千二百余人，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，请拒和、迁都、变法三者，……遍传都下，士气愤涌，联轨察院前里许，至四月八日（按，即5月2日）投递，则察院以既已用宝，无法挽回，却不收。依据康说，各种通行的历史著作和辞书将“公车上书”演绎成这样的过程：康有为获悉了《马关条约》的消息后，邀约一千二百余举人至松筠庵集会，商定联名上书。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。５月２日，各省举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，向都察院呈递，都察院藉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。”另外，沪上的《公车上书记》也成为后来研究公车上书的一个重要资料，如该书在发售的时候广告中所称：“中日和约十一款，全权大臣传电至京，举国哗然。内之郎曹，外之疆吏，咸有疏争。而声势最盛、言论最激者，则莫如各省公车联名同上之一疏。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，洋洋洒洒，万八千字，皆力言目前战守之方、他日自强之道。

从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，在两个多月的日子里，上奏、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到154次，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。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的电报最多，一日数电，意思也大体相同，因此我在上面仅录两电，其余各电也未记入统计数字。在各省，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已过其半数：在京城，翰林院、总理衙门、国子监、内阁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：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，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：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，加入人数为135人次。从档案文献中，可以听到这支人数极其庞大的队伍的行进声音。为了行文及排版的方便，以上我将联名上奏、上书者，凡9人以下直接列名，10人以上另编名录，作为附录。读者可以从附录中看到许多自己熟悉的名字。

尽管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军机处的各类档册中进行文件数量的统计，但我吃惊地发现，相关文件的内容，绝大多数却已经发表。1932年故宫博物院编印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》，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《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"甲午战争》第3册，都是专业人员精编的档案资料集。他们工作态度相当敬业，以齐全为编辑主旨，且编排上大体以收到日期为序，查起来很方便。由于这两部书今日并不难得，也没有必要一一注明其出处。我仅将以上两书尚未收入的档案文献，注明其档号或其他发表的书册。还需说明的是，上述档案文献只有两折两片现还未能捡出，这也是一个极低的数字。

　　16日，钦差大臣刘坤一获悉和议将成，除赔款外，还要割让辽东、台湾的消息，马上电奏反对。然后，山东巡抚李秉衡、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、河南巡抚刘树堂、湖北巡抚谭继洵、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、江西巡抚德馨、广西巡抚张桂联、福州将军庆裕、福建巡抚边宝泉、陕甘总督杨昌、陕西巡抚鹿传霖、署理山西巡抚胡聘之、广东巡抚马丕瑶、盛京将军裕禄、吉林将军长顺、署理吉林将军恩泽、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大员都纷纷上奏。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超过总数之半。另据不完全统计，京官中，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京官有十余人；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；翰林院、总理衙门、国子监、内阁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，签名者达到六百多人次。显然，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。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，刚参加完会试，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，也基于爱国热情，上书反对签约。按照清制，举人不能直接上奏，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。自４月30日起，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。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５月２日那天为例，就转递了湖北、江苏、河南、浙江、顺天、山东、四川等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，签名者324人。这样的转奏，直至5月８日方才结束。上书总量多达31件，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。另有公车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。4月30日，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，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。档案表明，所有上书均达御前。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。

四月初八日，即康有为所称“不收”其上书的当日，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15件!此次代奏中，都察院又有了两项改变：其一是公开声明“臣等公同阅看，各该呈词字句间有未尽检点之处，惟事关重大，情词迫切，既据该职、该举人等各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递前来，臣等不敢壅于上闻”。也就是说，都察院堂官已发现“未尽检点”之字句，而仍为其代奏。其二是说明：“原呈字数较多，若照例钞录进呈，恐致耽误时日，是以未便拘泥成例，谨将原呈十五件，恭呈御览。”也就是说，为了节省代奏的时间，都察院不再抄录，直接代奏原件。

按照当时的习惯，官员上奏书写日期皆提前一日，以能赶上子夜奏事处最后的收文时间，不耽误第二天的早朝：请代奏的上书一般只写年月，而在日前空出，以便随时填写。都察院先前代奏的抄件均无日期。此次是原呈代奏，在15件原呈中，有10件或不写日期或写明四月而空出日，但其中有5件可知其原递都察院的时间：礼部主事罗凤华等条陈原书日期为三月三十日。福建京官兵部主事方家澍等条陈原书日期为“光绪二十一年三月□日”，日前是空的，此虽按当时的习惯来写，但可知其在三月三十日之前递交到都察院。江南举人汪曾武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四月初二日。顺天举人查双绥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四月初四日。内阁中书陈嘉铭等条陈原书日期为四月初六日。可以看出，从四月初六日递交到四月初八日代奏，时间已相当迅速。而15件的数量，都察院有可能已将积匣清空。

　　四月初九日，即康有为称都察院不收上书的第二日，都察院代奏了10件条陈。在上奏中，都察院再次说明“字句间有未尽检点之处”、“仅将原呈十件进呈”的方法。在10件原呈中，有3件写明了日期：二品顶戴按察使衔丁忧河南候补道易顺鼎两件条陈、河南举人步翔藻等条陈，均写明日期为四月初八日!也就是说，都察院当日收到，当晚子时前即递到了奏事处。康有为称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不收上书的说法，只能是谎话。

　　事实是，康有为的“万言书”根本没有去递。1895年夏，上海出版了《公车上书记》，书前刊有署名为“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”于五月朔日（5月24日）作的序，说法同康氏后来所作《自订年谱》大相径庭：

　　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，广东举人康长素……主其事，草疏万八千余字，集众千三百余人……文既脱稿，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……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，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，而七、八、九三日为会议之期。乃一时订和之使、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，局将有变，遽于初八日（５月２日）请将和款盖用御宝，发使赍行。

　　是日天本晴丽，风和星爽，忽于晌午后大雨震电，风雹交作，愈刻而止，即其时也。是时松筠庵左中议者尚数十百人，咸未稔用宝之举，但觉气象愁惨，相对欷，愤悒不得语，盖气机之感召然耶？是夕议者既归散，则闻局已大定，不复可救，于是群议涣散，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，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；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，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，议遂中寝，惜哉惜哉。按此说法，康有为发起的上书于5月２日胎死腹中。夭折的原因是举人们认为“局已大定，不复可救”；地点是在松筠庵而不是在都察院。也就是说，康有为在1895年5月下旬还承认，作为他后来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“公车上书”历史事件并不存在，顶多只能称作“公车集会”或“公车拟上书”而已。根据翁同5月2日日记，这天天气晴朗。早上光绪召见军机大臣一个半小时，已“幡然有批准之谕”。他们讨论了如果外国斡旋能否挽回局面的可能性后，军机大臣们“战哽咽，承旨而退”，在午前结束办公，各回自己的衙门去了。申初（下午3时左右），雷从西北来，甚震，雨一阵旋过，风雨自然与是否用玺无关。

　　此时最高层即便看到了官员士大夫反对签约的上书，也不会成为决策的依据。但需说明的是：皇帝在《马关条约》上盖印的确切日子，是5月3日，因此，所谓都察院2日声称“既已用宝，无法挽回”云云，全然不知从何说起。进而我们还可以怀疑松筠庵集会。假如确信真有一次流产的“公车拟上书”事件，举人们究竟是哪天在松筠庵集会的？“湫隘”的松筠庵，能够挤进上千人吗？按康有为和“未还氏”的说法，康是在一千二三百人的集会后才开始撰稿的，那么当他写罢公呈，是否又邀集这干人马前来松筠庵第二次集会？抑或仅是征集签名？这些疑问，迄今为止，似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。由于现存的关于“公车上书”的所有材料均为康有为及其弟子门生所撰，且又说法不一；同时代在京的大小官员士大夫，乃至进京应试的举人，在他们的书信、笔记、文稿中均未提起如此重大的事件，这确实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另外，参与此事的人数，康有为及其门生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的。康本人除了说一千二百人外，又说有三千人。梁启超有时说一千三百人，有时说千余人，有时说三千人或数千人。《公车上书记》所刊题名，为六百零二人。人数的上下悬殊，是否也暗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，本来就是不严肃、不负责、随心所欲的呢？因此有人猜测，《公车上书记》上刊载的题名录，可能仅是参加松筠庵集会的签到名单，究竟有多少人在上书上签过字，则是一笔糊涂账。